自2015年4月以来，财政部长楼继伟先后在多种场合公开发表对《劳动合同法》的意见，认为这部法律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使企业成本上升，无法灵活用工，对劳动者保护缺乏平衡，从而最终损害了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楼部长同时还认为，近年来劳动者工资过快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他还对养老和医疗保险等制度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楼部长的讲话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劳动法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据我观察，迄今为止的争论，无论是支持这部法律，还是反对这部法律，还都集中在《劳动合同法》本身的功过是非上。大家似乎忽视了楼部长讲话的背景，即中央已经确定并开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了。

　　一、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本届政府于去年下半年提出的经济政策。它的全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至去年上半年，中央的经济政策还是坚持“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通过财税金融等改革措施激发市场的活力”，“推动企业升级转型”。“促进区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保障民生和社会事业改革”，“推动社会和谐稳定”。但我们注意到，从去年下半年起，本届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公开提出要“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要“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紧接着，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第十一次会议上，中央正式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紧接着，在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进一步具体描述为：“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和转折呢？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过去一年的经济形势，就可以发现，本届政府将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调控政策果断改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其实含有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和处理思路。

　　根据今年三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上所做的工作报告，去年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包括，外贸进出口总额下降，未能完成预期的增长目标。投资增长乏力，一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金融等领域存在风险隐患。医疗、教育、养老、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城市管理等方面问题较多。有些改革和政策措施没有到位。从媒体报道的具体情况看，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所依靠进出口、投资以及消费均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GDP逐年下降。到今年下半年，虽然整体经济状况尚属良好，但GDP已经下跌至7%以下，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其中钢铁、煤炭、水泥、有色金属等能源及重化工行业的灾情尤为突出。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去年年底有一段讲话，说现在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否则中国经济可能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另外，楼继伟部长在去年的讲话中也提到，今后的五年十年，中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未富先老，在其他国家需要二十年的演化过程，在我们国家可能只有五到十年的调整期了。因此这几年非常关键。他并且说了一段很形象的话，说现在离悬崖还有一公里，改革还有条件。等到了离悬崖只有一米的时候，就无能为力了。

　　二、供给侧改革和《劳动合同法》有什么关系

　　在楼继伟部长连续三次讲话，发表了对《劳动合同法》的批评意见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尹蔚民部长终于坐不住了，他在今年三月两会召开前的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承认，虽然《劳动合同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够；第二、企业用工成本比较高。另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业态、新的就业形式。这是在制定《劳动合同法》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的。尽管尹部长在答记者问时只承认《劳动合同法》的问题是实施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以及在新业态、新就业中出现的新问题，但这毕竟是国务院分管部长的一次官方表态。他的表述和楼继伟部长的意见有一致之处。

　　我理解，所谓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及企业用工成本，都是本届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企业用工成本增加是近年来各类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感受最深，压力最大的现实问题，这方面已经有许多调查和数据可以证明，无需赘言。有些专家或学者质疑，企业用工成本中，究竟哪一项成本是和《劳动合同法》有关的？我认为几乎每一项都有关系，在企业成本中，劳动力成本（或人力成本）即包括工资、奖金、加班费等直接开支，也包括社保、住房公积金、休息休假、医疗、福利、培训，以及工会会费等其他法定开支。同时也包括管理成本和市场调节成本。中国劳动力的特点是总量过剩，结构性短缺。但《劳动合同法》在立法时就没有充分考虑这一现实问题，反而将对劳动者的保护标准定的很高，使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并由此增加了企业的负担。有些学者将劳动力与其他要素（如土地、原材料、管理等）人为分割开来，片面强调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不愿意承认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否认市场对劳动力价格的调节作用，忽视供求关系是调整劳动报酬的基本条件。这种现象长期以来统治了中国劳动法学界，也广泛渗透到了立法和司法领域，其影响力令人担忧。

　　从经济学角度，人工成本的高低都是相对的。除了要看劳动报酬，也要看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按照楼继伟部长的说法，从2007年开始，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到现在，工资增长已经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至3个百分点。如果真实情况确实如此，那两者关系就出现了倒挂。在倒挂的情况下，劳动力在市场上的价格将不能反映真实的供求关系，企业的效益将相对下降，成本也会相对上升。这种倒挂的，带有水分的劳动力成本，无疑也会加重企业的负担。楼继伟部长在讲话中还提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约束，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有所体现，最终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太低。他这里讲的“全要素生产率”，也是考量劳动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所起作用的一种工具。根据经济学界的分析，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非常低，说明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是粗放式的，具有不可持续性。在全要素生产率极低的情况下，人为提高工资将造成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按照周小川行长今年2月的讲话精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就是消除价格扭曲。

　　三、《劳动合同法》对供给侧改革的影响

　　修改《劳动合同法》，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但当前首先是实践问题。根据李克强总理最近的讲话，他说当前“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因此今年中央工作的重点是去产能。有评论说，现在去产能的难度相当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搞改革开放时的困难。记得朱镕基总理曾经以“地雷阵”和“万丈深渊”来比喻当时的形势。现在楼继伟部长的“悬崖论”，说明当前形势的严峻程度，不亚于当时的闯关。

　　2016年2月，尹蔚民部长透露，目前中央正在以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作为初入点进行职工的安置分流工作。初步统计，涉及煤炭系统130万人，钢铁系统50万人。中央将拿出1000亿资金作为政策支持。我看到一个材料，说钢铁行业做过测算，这个行业的职工安置成本为人均19万。我理解，这个所谓的安置成本，是指职工离职时企业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如果以此为标准计算，钢铁行业50万人的安置成本总额将达到近千亿，如果煤炭和钢铁拟安置职工人数相加，按此标准计算成本更将接近3500亿。因此，中央的千亿安置资金显然只能用于托底。所谓托底，就是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在两会期间讲的，将职工养起来的办法。问题是怎么养？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六条，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或者决定提前解散的，劳动合同终止。此时，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现在企业无力支付经济补偿金，并且中央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实现足额补偿。唯一的办法是劳动者转移到其他用人单位先“养起来”，并且工龄做连续计算。但根据《劳动合同法》，当劳动合同一方的主体不存在时，劳动者是否可以被转移到其他企业，工龄是否连续计算，选择权在劳动者，不在用人单位。这个过程只能协商，不能强迫。如此一来，《劳动合同法》势必和中央的下岗分流安置政策正面冲突。

　　从今年的形势看，中央要求去产能的行业远不止上述两个，而且不限于国有企业。有报道说，未来两年受影响的员工人数可能将达到500万至600万。上个月，广东省召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会议，会后印发了《广东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广东年底前将关闭2333家“僵尸企业”，全省所有国有的关停企业要全部出清，并且要同时解决职工欠薪、安置费用支付，以及就业或创业问题。随后，我们看到短短一个月时间，已经有重庆、天津、云南、甘肃、福建、苏州、杭州等省市也纷纷出台了实行供给侧改革的意见和政策。由此可见，钢铁和煤炭行业遇到的去产能问题，将进一步扩大至全国其他行业和地区。我相信，政策和法律不一致的情况也将进一步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修改《劳动合同法》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了。

　　从《劳动合同法》制订之时开始，中国不少劳动法学者就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打转转，很少考虑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和劳动法学者似乎永远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劳动法学者看不起经济学家，经济政策和劳动法成了两张皮，各说各的。这里面的缘由值得探讨和反省。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和下行的双重压力，企业的负担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却还有学者主张，越是经济下行越要保障劳工利益。这个说法让人感到有点缺乏常识了。中国有句老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企业都关了，劳动关系一方都不存在了，还怎么保障劳工利益？我认为在经济下行时，需要保护的是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在经济转型时，保就业才是硬道理。至于是不是需要立即修改《劳动合同法》，在社会缺乏共识的情况下，自当谨慎。但也不是老虎的屁股，碰都不能碰的。事实上，通过政策急用先行，我们国家过去也有先例可寻。最重要的是，三十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子引领改革开放。如今形势虽然严峻，但这面旗子似乎不太可能被丢掉不用的。